南都周刊记者_秦旺 实习生 杨胤 广东梅州报道 摄影_秦旺
陈丽想不明白，梅州怎么会一夜间，竟有上百名教师患上精神病，这让身边不少朋友很好奇：你们工作压力有这么大吗？
引发中学化学教师陈丽不解的，是《羊城晚报》一篇刊于5月13日报道――《广东梅州逾百名教师患精神疾病》。
文章说，“梅州市教育、公安部门经过排查，发现校园内外备受精神疾患人员困扰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教师队伍中精神病患者超百人。”在写到精神病患老师在校园会不会造成危害时，报道援引梅州某县教育部门领导的话说，“校方负担很重。如果让这些老师上课或担任班主任，遇上调皮学生不听话，可能就会激怒他而铸成大错。”
此时，中国校园正面临暴力威胁。从3月23日到5月12日，连续6起校园暴力血案，让家长、地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都惶惶不安。而梅州地区若有如此多的精神病教师，岂不是让学生置身于一个随时爆炸的炸药库中？
这篇报道甫出，在梅州当地，家长、校方对于校园安全这根弦再次绷紧。然而，他们发现，仅仅6天后，《羊城晚报》再次报道说，“有教育界知情人透露，梅州教师队伍患精神疾病的人数超过报道的数字。”
不存在的调查？
“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调查，学校、教育局也从来没有在教师中做过此类排查。”陈丽任职的梅州市东山中学，是叶剑英元帅的母校，也是这个城市公认最好的中学。
在《羊城晚报》那篇报道出来后，这位高三教师特地找来报纸。对于报纸上所言：因为面对升学率的压力，校方要求“你追我赶”，是造成教师患精神病的主因。陈丽说，自己有点想不通。
“比起珠三角工厂的工人，我们工作强度不可能比他们高。害怕升学率或者学生成绩下降，老师会忍受不了而发疯，至少我身边还没有这样的例子。”陈丽说，她每星期要上9节课。
同样疑惑的还有刘松茂，兴宁一中的校长，他执掌的这所中学，是梅州市仅次于东山中学的重点高中。面对《南都周刊》记者的采访，这位校长同样否认学校接受过梅州市教育局、公安局有关精神病的任何调查。
在梅州政府官网论坛上，有网友发出“教师被精神病”的质疑。网友“梅县人爱梅县”发帖说：“有没有调查过梅州其他行业人员患精神疾病的比例，比如公务员队伍患精神疾病比例是否低于教师队伍？”
在指责声中，梅州市教育局被推上风口浪尖。
“上面在调查这个事，但我们从没想过要将校园安全的重责推卸给教师。”梅州市教育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，在接受《南都周刊》采访时说，“我们也很冤，因为不可能发布这样一个数据。”
“术业有专攻，这种事应该由专业精神病鉴定机构来做。”梅州市德育科吴科长解释说，按法律规定，精神病鉴定主体必须有省级政府颁发的资格证书,或者由指定的专业医疗、鉴定机构进行。
吴科长再三肯定，梅州市教育局并没有对全市教师展开过任何关于精神病的调查。那么，那个调查又是如何出台的呢？
监控特殊人员
按照《羊城晚报》记者黄蔚山的说法，他确实没有采访梅州市教育局，而是在报道梅州地区校园安全工作时，无意中听到个别县教育局人士说，患有精神病的老师很可能是安全工作的一大隐患。对此留意的黄蔚山，根据自己从各县教育局打听到的数据，得出了“教师队伍中精神病患者超百人”的结论。
虽然他没有说明都有哪些县教育局进行了调查，但他坚持自己报道的数字是确凿无疑的。“实际情况只会更糟糕。”黄蔚山说，自己的自信，来源于各县教育局对精神病教师莫名的紧张。
今年5月3日，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，周永康要求各级党委、政府要把维护学校、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，校园安全工作就此上升到从未有过的政治高度。兴宁市教育局局长罗健辉作为一把手，参加完当天的电视电话会议后，迅速回到局里，召集全市校长，要求对重点人群严加监控。
所谓重点人群，包括校园周边特殊社会人群、教师中的特殊人员、性格粗暴的学生。“这是我们局针对本市实际情况做出的布置。”兴宁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宝宗说，凭着教育局多年对校园安全观察得出的经验，此三类人群对学生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最大。
而此中“特殊人员”，指的就是精神病患者。2010年5月，兴宁市教育局要求各中小学，对离学校围墙200米以内的居民，通过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，进行精神病患者排查。而本校教职员工若有异常举动，或有精神病史的，一定摇呈报教育局备案。
梅州市管辖的另一个行政区――大埔县，早在2007年，就在全县5000名教职员工中，排查出16名精神病人。拿着这份全县精神病教师名单，大埔县教育局安全室主任丘思克指着其中两个教师名字说：“在我们建议下，她们已由教学岗位调到了教务处，不会对学生造成任何危害。”
丘思克担心，“这些平时看不出异常的教师，万一受刺激拿刀砍学生怎么办？”为此，在5月3日会议结束后，大埔县教育局果断决定，停止这些患病教师的教学工作，为他们另行安排工作，并向县政府递交了建议调换精神病教师工作岗位的报告。丘思克现在的一个工作任务就是，令所在学校监管这些患病教师，以防不测。
虽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，袭击儿童案的背后，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，但梅州各地，却对精神病患者，尤其精神病教师特别“感冒”。正是这一反常现象，吸引了黄蔚山的注意。他说，“各县教育局的焦虑不是没有原因，梅州教师的精神病问题肯定相当严重。”
山区的焦虑
“梅州教师确实承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压力，但不是在收入与环境俱佳的城区学校，而是在混乱与贫穷皆有的山区。”兴宁市黄陂镇侨光中学教师潘宝丁说。
2009年，在广东21个地级市GDP排名中，梅州名列倒数第五，经广东省政府核定的贫困村更多达551个。由于贫穷，这里很多年轻夫妇，选择到富裕的地区打工，从而造就了当地教育的一个尴尬现象――留守儿童。按广东省妇联的统计数据，2007年梅州约13.79万名留守儿童，在广东省排名第二。
在潘宝丁的班上，有数十名学生是留守儿童，或者来自单亲家庭。 “教师们是既当爹又当妈。”对留守学生的教育，大埔县虎山中学校长张晋田有时很无奈，很多事本不该由学校和老师来管，但最后总是不得不管。一次他实在忍不住，拿起电话打给一个母亲：“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，你儿子眼睛生病都快瞎了，居然还说要加班来不了……”
然而，在留守儿童的问题还没寻找到好的解决方法时，山区的留守儿童们又渐渐接受了一个理论――读书无用。一次，潘宝丁准备劝说一个男孩放弃打工，最起码念完初中，谁知却遭到反问，“潘老师大学毕业，工资还不是跟我在广州打工的哥哥一样多。”
读书无用论，再加上计划生育的实施以及中国人口高峰期结束，山区学校的生源呈直线下降。1989年，大埔县共有11万名中小学生，到2009年竟降至5万人。此外，每年还有1000多人，转向条件更好的梅州市区读书。
生源的直线下降，令梅州市政府不得不规定：凡辍学率超标单位，均列为防辍重点管理单位。这些压力由各县教育局压到学校，最后转嫁到老师身上。
“我必须保证班里流失学生每学期不超过3个。”这已是潘宝丁不能承受之重，但强压之下，他只有接受才能保住绩效工资。“这只是一个开始。”梅州嘉应大学一位熟悉当地教育状况的教授说，随着学生人数的进一步减少，山区学校的前景就是撤校并校，那时山区教师们还得为饭碗而担忧。
这也是华南理工大学心理咨询与健康教育中心副教授张萌所担忧的，在抗压能力低的人面前，事业挫折、收入下降等变故，都是精神病的诱发因素。大埔16名患精神病教师，其中4人在县城，其余全在山区，黄蔚山的调查中，各县山区学校中的患病老师占相当大比例。
张萌萌称，在巨大的压力下，又有多干少酬的不公平现象，山区教师的精神压力就不难理解，如果再因为家庭、情感或者性格等方面存在不和谐因素，确实极易诱发精神疾病，但这不应是有关部门面临校园安全问题时放出的挡箭牌，必须从根子上解决，方能真正消除隐患。
教了十年书的兴宁市某中学高级教师孙天林，没想到自己的妻子――同一家学校教师张玲，会因为调动发疯了。
孙天林有十年教龄，工资每月只有1600元，而他的同学，同样的职称，在梅州市梅江区，每月能拿到3600元。多干低酬，孙天林和张玲也早有转回城区学校之心。
从2002年起，教了11年数学的张玲开始谋划自己的调动，并为之花了4万元，由于兴宁市教育局领导换届产生内部纠纷，最终没有成行。
谁知这竟是他们一家不幸的开始。没能转入市区学校，张玲一直不敢同意丈夫买房，因为她的朋友老在耳边念叨供房艰辛，使她坐视兴宁房价从每平方米700元涨到2600元，这成为她一大愧疚。
孙天林说，看着家里的拮据，妻子时常暗自落泪，这几年更是转而信佛，妻子病发前一个星期，还神秘地跟他说，昨夜已梦见财神告诉其香港“六合彩”的结果。
为了让张玲断了迷信之心，孙天林给了一百元让妻子购买“六合彩”，结果没中。第二次，又买了一百元，结果还是没中。第三次，张玲歇斯底里赌咒发誓绝对是真的，更大气地买了两百元，结果仍没中。事后，孙天林虽然没有埋怨妻子，但张玲总是说着一句话：“以前不信神仙不得救，现在信神仙也不得救，怎样才能得救啊？”此时，孙天林已有不祥预感，妻子已经崩溃了。
一个星期后，2010年4月9日，张玲抱着女儿，站在阳台上发呆，还不让生人靠近，孙天林看到后，立刻跑过去想要回女儿，却被妻子死死咬住了手指。尽管流血不止，但他怕妻子受伤，不敢用力反抗，“我心里真是悲凉万分，她是真的精神病发了。”第二天，在岳父一家帮忙下，张玲被送到兴宁市庭芳医院，诊断为被害妄想症。
“如果一切顺利，当初能从山区转回城区，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了吧。”孙天林喃喃说道。
(本文来源：南都周刊 )
